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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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 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 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 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 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 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 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 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 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在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 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 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 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 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 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 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 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 ，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 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 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 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 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 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 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 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 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 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 。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 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 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 ，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 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 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 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 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 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 ，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 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 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 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 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 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 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 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 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 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 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 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 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七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 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 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 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 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 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 ，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 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 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 “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 ，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 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 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 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 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 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 ，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 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 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 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 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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