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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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我正常不正常？”“我……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看法……”
“你这样一个人咋会没有看法？你想蒙谁？顾卓群，你要再跟我打马虎眼儿，我立马撤了你的职，以无理取闹判你三年劳教！你看我能不能办到？！”说着，他脸色铁青，一拍圈椅扶手，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就转不过弯来？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就是你说的，也不用怕成那样儿嘛。原话出自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立安他们几个人的嘴，我把他们咋样了？没咋样啊。我谁都没处分，处分的是我最信任的韩起科！我这么干，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搞搞清楚，我到底咋样了，我高福海在这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变得不正常了？我只想闹清楚这一点。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我得知道我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果。你是外来人，又初来乍到，跟冈古拉的谁都还没恩怨磨擦。
你的眼光可能会比较客观，可能说出一些公道话。我没让你一定要偏护我。我只要你跟我说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明白不？！帮我搞清楚我自己。明白不？！！“说到最后，他几乎喊了起来，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
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的社会，他便下决心学会了进货采购压价哄抬拖欠转账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为过去的他极为痛恨的处世手段，并很快精通了这一套。在小分队成立前，他几乎成了高福海身边完全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事事时时都能给高福海出点子的人，而且能把点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儿上的人。韩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问题上挺难。他也想使用那种历史上既没“污点”，又特别能干肯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冈古拉比较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往往派不到冈古拉这样的地方来。为此他苦恼多年。后来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条件越是优越的干部，就越难以把握，难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这样一个习惯，这样一个毛病，这样一个倾向，一个“嗜好”：偏爱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样的人头上有“辫子”
，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来在荒原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劳改员比劳教员好管，劳教人员比新生员好管。新生人员比盲流人员好管。盲流人员比支边青年好管。支边青年比知识青年好管。知识青年比转业军人好管。而转业军人中，“头最难剃”的正是那种同时拥有三块“金牌”的人。这三块“金牌”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这一号人最“傲气”……韩起科早就觉出对朱李赵要“小心提防”。但说不出什么特别真切的理由。他曾经多次单独跟高福海汇报过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终于发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担心，就是某种无法排除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这几位“老同志”总有一天要“背叛”高场长，背叛冈古拉。他们的心从来也没真正安在了冈古拉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更让他忧虑焦心的是，在发生了“向上密告”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后，高场长为什么还不能认识到这三个人的“真面目”？他一贯精明强悍能干。现在怎么会迷糊到这等地步了呢？难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韩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国和在军的报告，得知朱副场长家里突然又聚集了几十人，在“密谋”什么以后，他觉得最后说服高场长的好机会到了，便摆脱多日来难免的沮丧，立即振作起来，推迟了跟我的谈话，策马赶去朱家，在亲眼看到朱副场长家门前的林带里栓着那么多匹马、存放着那么多辆自行车，还有一些毛驴车后，便赶紧向高家跑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是退伍军人？”高福海在听了韩起科的报告后，想了想，问，“你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朱副场长家的门了？”
“这时候除了退伍军人，还有谁会几十人一起涌到他家去说事？”韩起科急切地答道，“门外林带里栓着十来匹马，扔着不少辆自行车，还有毛驴车什么的。这阵势明摆着哩。”
“自行车？”高福海拧起眉毛问。
“有十来辆哩。”
“新车，还是旧车？”
“大都是旧车。”
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
“那就是了！如果是自行车，还是旧车，就更不可能了。你这颗稀松脑袋！怎么不想想，那伙退伍军人买过自行车没有？！而且还是旧车！”
“……”让高福海这么一反问，韩起科还真让他问住了。是啊，自打退伍军人到冈古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带着小分队负责他们的安置和转移，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自行车。谁会万里迢迢带一辆自行车上冈古拉来呢？即便是刚置办的，也应该是新车，怎么可能都是旧车呢？蹊跷！
“那能是谁呢？好几十人哩。要不是那伙退伍军人，那……这事情就更复杂了。”韩起科不好意思地喃喃道。
“……”高福海往木圈椅的靠背上一仰，略略地叹出一口气，轻轻地追问道，“真有那么多的马和自行车，还有毛驴子车？”
“这，肯定没错。我亲眼见着的……”韩起科忙答应。
“……”高福海不作声了。他闭上眼睛，粗重地呼吸，紧张地思考着。从韩起科报告的情况看，有几十人在朱家聚会，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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