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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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个微笑酷似巴努奇买妥担到恼的绵羊时的那种微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我们两人在我住到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相识，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后，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想不到，他代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为的是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建议负担她的生活费，并且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这是一笔三百利物儿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来。我不想说明这个消息给我的印象怎样；这个消息也许不那么令人吃惊，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物儿的年金，或者他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较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人家不加给我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而现在他又乐于把她送回乡村，仿佛她已经返老还童了。我明白，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许，只是因为不想失掉我这方面的接济，如果我不允许，她是很可以不顾我的允许就接受那笔馈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十分异乎寻常，当时却还并不象后来那样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即使我当时就料到后来所洞察的一切，我还是同样要表示同意的，我当时就这样做了，并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了。从那时起，贝蒂埃神父就把我对他的那种老好人的看法医好了一点，他曾觉得我这种看法那么可笑，而我又曾那么轻率地对他产生了这种看法。

也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跟我攀交；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间，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他们都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子孙，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化装的教士——也许是因为他们把顷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那么可笑的缘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使他们有着派系领袖的神色，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日报》的。他们一个是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叫费朗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摇唇鼓舌，叫蜜拿尔先生。他们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跟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里过夏。他们亲自做家务事，没有仆人，也没有代购日用品的包工。他们一人一星期，轮流出去采购、留家烧饭、打扫房间，他们料理得相当好，我们有时也彼此往来吃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常下棋，而我为了插上去下一盘，就得花上一天里一的四个钟头。因为他们到处钻，什么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长舌妇”，这个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传下来了。

以上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还有一些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的话。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这些熟人都是文坛之外的；在文坛之内，只有杜克洛这么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还太年青，而且，虽然他就近看到那个哲学帮对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后，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哲学帮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过去曾那么轻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后，就停止跟达朗贝之流、马蒙泰尔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见面了，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当时他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当讨厌他。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结识的，我一直没有失掉她的关注，一直和她通信。她曾送给我几只芒斯鸡来做年礼。并且计划开年来看我，只是由于这时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断了。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是永远占有一个优越地位的。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以外，我是该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约，前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后又驻瑞典，为他的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真除了驻巴黎的大使馆秘书之职。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了一个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形式是宝石镶成的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证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约”这个名字改了一下，现称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心眼儿好，风度一天比一天更可爱。如果不是库安德照他的老习惯插到我们两人之间，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为我服务太热诚，就把我顶掉了，我是会和他相处得跟从前那样亲密的。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起另一个乡下邻居，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大对不起他了，特别因为我还有一件很不可原谅的对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来。这邻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过忙，这次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就满心喜悦，觉得去登门拜访不但是一种义务，还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来看我，不得不同他们又走回头路。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连午饭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好些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从从容容的，跟他叙叙旧情。总之，我把我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后觉得尽这样一个义务未免太迟了。感到羞惭，便干脆不尽这个义务了。我有胆子拖了那么久，却没胆子再见他的面。这种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在他眼里，我的懒惰就有了忘恩负义的迹象了。然而，我觉得我的心实在是无罪的，如果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什么真正能叫他开心的事，即使是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绝不会觉得我这人懒惰。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种拖拉劲儿，往往比大的恶习对我还更加有害。我的最严重的错误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同时，不幸得很，我更少做过我应该做的事。

既然我又谈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旧交，我就不应该忘记另外也与此有关的一个，这个旧交，也和其他的一样，已经中断了，但是时间比较晚得多。这就是我和戎维尔先生的交谊；戎维尔先生自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欢喜跟我见面，和我谈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闹的笑话，他在外交部有许多熟人，所以从外交部知道的有关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里又很欣幸地遇见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买了一个官职，有时也为公务来到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变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碍手碍脚了；虽然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区，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吵几句。他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总是要把我带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后，我就不愿再去了。戎维尔先生这个人当然是既客气又风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很亲切，但是他不够聪明；他长得漂亮，多多少少有点纳尔西斯顾影自怜的劲头，相当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东西，或许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赏，也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而客人有时却并不象他那样感到兴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剧，都是五十年来在宫廷和巴黎流行的，从中可以看到的许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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