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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9章 终结者——赵匡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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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匡胤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无死角全覆盖,下面将挑几个重点事例作为赵匡胤改革的补充:

    一,政治改革

    宋初沿用了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赵匡胤尊重并厚待三人,但仍然不出意外地瓦解了三人的实权。先将他们的“参知枢密”头衔罢免,并给自己的亲信——枢密使吴延祚加了“同中书门下二品”,等于限制并回收了“周三相”的权力。

    随后三人集体递交辞呈,改由赵普独相。这是自古罕见的“独相”,很多人由此大做文章,特别是在渲染赵普经天纬地之能力时,然而事实上赵普并不能做到权倾朝野,因为他的老板赵匡胤同志十分体谅他的工作辛苦,贴心地帮他安插了几个副手,以吕余庆、薛居正为参知政事,后来又让二人与赵普一起“知印押班奏事”,史籍明确记载道:“以分其权”。

    不仅如此,赵普在拜相之后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监修国史,赵匡胤亲自点名的,等于变相限制了赵普的一部分相权。关于限制赵普的故事将在后文详述。

    这里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按照规定,新宰相的任命状需要由现任宰相签字,但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是同一天辞职走人的,赵普的任命状就找不到人签字了,尴尬了。于是赵普向赵匡胤反映这个程序上的小bUG。

    赵匡胤倒是爽快,“这还叫事儿嘛,朕给你签字就行了。”

    没想到赵普拒绝地更爽快,说这不符合法律法规,不具备法律效益。

    面对这道死题,最终窦仪给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说皇弟赵光义不是挂着个“同平章事”的头衔嘛,这就是宰相啊,让他签字。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赵普是何等人?难道是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的腐儒?君臣二人看似无足轻重地聊天打屁,背后却暗流涌动,隐藏着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赵匡胤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而赵普则针锋相对地竭力维护千百年来的封建官僚体系和权力秩序,这套秩序的精华就是相权对皇权的限制和约束。

    由宰相签字,那么赵普就是这个体系的产物,他要对这个体系负责,而不是对大宋朝负责,更不是对赵匡胤本人负责;赵匡胤签字任命,那么赵普的法统就源自赵匡胤本人,他需要向赵匡胤本人负责。

    最终,还是让“宰相”赵光义签字了事,说明在这一回合,赵匡胤并没有压过赵普,赵普小胜。但这种小胜在相权与皇权之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说聊胜于无吧,那也只能是骑车放屁对加速度的作用。

    同日罢三相,文官集团被赵匡胤拿捏地死死的。虽然给赵普设置了重重限制,赵匡胤对他还是不放心,所以继续提高翰林学士的实权,以继续分化、削弱宰相权力。

    赵匡胤不仅赋予了翰林学士参与国事讨论和决策的权力,还特意指示他们可以绕开宰相,直接与皇帝本人沟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这就等于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宰相。

    另外,赵匡胤还从形式上削弱了相权,废除了长久以来的“坐而论道”。

    从唐朝到五代,皇帝在与宰相商讨国家大事时,都要给宰相赐座,即“坐论之礼”,君臣坐而论道,不仅赐座,还要赐茶。而赵匡胤对后周的这三位宰相就没那么客气了,在讨论国家大事时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再赐座,三人也因惧怕赵匡胤而不敢提醒,只能规规矩矩地站着汇报工作,或者直接把工作报告提交上去,连跟皇帝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久而久之,先例就成了惯例,从此之后,宰相们再也没有机会与皇帝平起平坐了,皇帝的威严得到了彰显。

    赵匡胤理想中的宰相应该是什么样呢?答:范质。

    964年9月,前宰相范质病逝。在他病重期间,赵匡胤多次探望慰问,结果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范质家里竟然没有像样的招待客人的餐具、酒具、茶具。太寒碜了,赵匡胤当场下令御赐果床、酒器等。

    “好歹是个宰相,怎么穷成这样了?宰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范质如实回答,说自己是个老宅男,当宰相的时候从来没有私人宴请,家里只招待贫贱时的老亲戚,所以一直没有准备奢华考究的酒具餐具,并不是买不起。

    唐末五代时,宰相们经常收受各方藩镇的贿赂,与藩镇眉来眼去、不清不楚,而自从范质当了宰相,这种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前文提到吴越国曾送给赵普重金,被赵匡胤当场撞破,惹得赵匡胤非常不悦,赵普则吓得瑟瑟发抖。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五代时的宰相大肆收受地方藩镇的贿赂,这是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范质死后,赵匡胤将他捧为宰相的榜样,亲口赞他“朕闻范质居地之外不殖资产,真宰相也!”

    宰相不接受地方势力的馈赠贿赂,也不通过搞副业敛财,这样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就不会受到外界势力的干扰和腐蚀。时至今日,很多专家教授常爆出雷人语录,不要简单地以为他们是为了哗众取宠博眼球,深扒一下他们的经济往来账单,揪出幕后的资本势力,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不信就看一看那些被房地产企业蓄养的所谓经济学家吧,极力鼓吹歪理邪说,制造舆论带节奏,干扰国家大政方针,为一己私利而置万民于水火,误国误民。

    962年,赵匡胤下诏,让翰林学士、中央及地方官员各举荐一名德才兼优的公务员,如果被举荐之人日后犯法,举荐人连坐;广开言路,规定翰林学士及官员们五日一朝,“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刑狱冤滥,百姓疾苦”。

    这两条是柴荣用过的老套路,同样是对文官集团强有力的管控措施。

    不出所料,就在半年后,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就上了一道奏折,说我听说举荐官员时存在收受贿赂的情况。

    机会来了!

    “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让有污点的官员无处遁藏。一大批官员随之落马。

    同年9月,赵匡胤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及第考生与监考官以及同榜及第的考生,是官场伦理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发生党争之时。从赵匡胤开始,所有登第的考生全是天子门生,而不是“知贡举”官员的门生,虽然只是称呼上的小改变,却极大消除了党争的土壤。

    964年正月,赵匡胤下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扩招,重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这仍是柴荣改革的一环,赵匡胤没有忘记。这些考试算是对传统的明经科、进士科的补充,含金量相对较低,门槛儿也相对较低,对寒门子弟较为友好,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

    在考生范围中,赵匡胤明确指出要特别关照一下“落榜生”,千万不要默守陈规埋没人才,并且特意声明这次考试不设门槛,在职公务员、平民百姓等皆可报考,择优录取。比如博州军事判官颖贽同志就通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策试,荣升着作佐郎,从地方进入了中央。

    让原本考公上岸无望的人实现弯道超车,花式吸纳进公务员队伍,或者给予体制内的边缘人士以更好的上升通道,通常情况下这些人都将成为体制的坚定拥护者,而他们也将稀释公务员群体的旧有权利。

    从宰相到基层公务员,文官集团遭遇到了从上至下的全面洗牌,在此过程中,权力悄无声息地被皇帝抽走,皇权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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